1867年，西西里文物专家萨瓦里奥·卡瓦拉里博士（Dr Savario Cavallari）对外公布了一些奇特的石灰石塑像，其中有人物也有动物，并且还带着无法辨识的希腊字母铭刻。这些是当地一位名叫莫斯切拉（Moschella）的农民在名为马斯特瑞撒（Mastressa）的小山头上发现的，这一小山位于陶洛米尼姆古城（Tauromenium）和纳克索斯（Naxos）之间。卡瓦拉里博士认为这些石像是公元前八世纪当地的西库尔原住民制作的，西库尔人（Siculi）是铁器时代生活在西西里岛东部的民族，在希腊人建立一系列殖民地后，很快就融入了大希腊文化圈。1873年，英国驻巴勒莫领事馆的副领事乔治·丹尼斯（George Dennis）买下其中一些石像并运往了大英博物馆，他同样相信这是是西库尔人的手工艺品，但推测其年代为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四世纪初。这些塑像大小不一，最大的有半米高，其中动物自有奇特的魅力，而人物则比例颇为失调，显然雕刻技艺十分原始。然而，如今走进大英博物馆的游客并无缘见到这些奇异的石像，因

为在它们刚刚运抵伦敦时就被判定为赝品，丹尼斯先生对这一判断难以置信，经过几轮的通信之后，这些雕像还是留在了大英博物馆，只是被束之高阁。实际上，这些是典型的农民仿古制品，与至今依然在土耳其和突尼斯的旅游区欺骗游客的玩意儿并无二致，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想象力和一把刻刀，很可能当年那位农民莫斯切拉正是这批石像的真正作者。 这个故事，是意大利摄影师朱莉娅·帕拉托在创作摄影项目《平行编年史》（Diachronicles）过程中了解到的。一直以来，朱莉娅·帕拉托有一条关于历史的认知，即历史并不像教科书和历史博物 馆中呈现的那样是一个完整的、连贯的叙事，而是充满了碎片、误解、造假和遗忘。《平行编年史》正是关于历史不确定性思考的结果。作品由一系列黑白照片组成——地上整齐摆放的带有编号的纸片、雕像残片和标尺、土坑里的碎骨、灰色背景前某个不明的木质塑像局部……乍一看，这些影像就是一般的考古现场记录，但多看几眼，似乎又有哪里不对劲。比如几张石像的照片被放置在荒凉的山坡上；一地碎石中有东西闪闪发光，但这耀眼的光芒让我们无法看清那物品究竟是什么；木板箱中，一件雕像被银色的幕布包裹着，看起来很珍贵却又摆放得颇为随意。这些照片让我们心中泛起不安，仿佛某些确定的事情再起波澜，我们想要提问，却发现那些问题如同刚醒之人拼命回忆的梦境一般，就在意识边缘却怎么也抓不到了。这种不安恰恰是摄影师帕拉托想要通过自己的项目引起的，“在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中，一切都显得整齐而有序，以至于我们总觉得时间是一条线性的明确的通路，但这样的通路并不存在。真正的历史比这复杂太多。我想知道，在早已确立的历史叙事中插入某个干扰元素，意味着什么？”帕拉托在自己的项目中阐述道。 要寻找这类干扰元素，巴勒莫的地方考古博物馆可以说是个不错的起点，在这里，帕托拉拍摄了一些被藏在仓库中的“马斯特瑞撒伪文物”，包括一尊半身像，似乎翻着白眼，表情颇为滑稽。通过拍摄伪文物来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的思考，这一灵感则来自帕拉托在伦敦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的发现，在这里，她找到了一整个关于伪文物的摄影档案，其中都是被当作考古发现卖给各个文物机构的物件，最后却被发现是伪造的，与“马斯特瑞撒伪文物”一样，它们的真实身份一经败露，都立刻被机构藏到库房深处，远离公众的视线。除了拍摄不同博物馆的伪文物“馆藏”，帕拉托还更进一步，自己炮制了一些“古代手工制品”并在伦敦的摄影棚中对它们进行拍摄，而在西西里的骄阳下，她则导演出一幕幕考古现场。人文摄影博物馆（Photographic Museum of Humanity）撰稿人露西娅·德·斯特法尼（Lucia De Stefani）将帕拉托的作品描述为“虚构-记录”，这一说法准确地概括了帕拉托的摄影实践，她挪用了考古现场记录和法医摄影的视觉风格，却通过虚构搅乱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认知。 对帕拉托来说，自己制造这些伪文物和考古现场，其目的并不是要虚构某一段具体的历史，而是希望在更多不同层面上探索伪造历史的可能性。 “认识到一件文物的力量以及其背后包含的各种故事的可能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帕拉托曾经写道，“我想强调人性对于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知晓之事物的着迷，这种对于我们不曾真正经历过的往昔时间的怀旧，以及想要理解我们如何来到今时的渴望，将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文物和历史遗址本身不会说话，但围绕它们却会产生各种解释和叙事，美术史家巫鸿教授在《遗址与图像》中论述道，“古代遗迹的存在本身，以及现代对它们的处理方式，是当代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对祖先溯源和政  治格局的种种要求所招致的结果……”

城市画报：关于历史有许多检视和讨论的方式，你为什么选择《平行编年史》中的创作手法？

Giulia Parlato：我在创作时首先想到的是摄影本身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这一媒介从发明之初就与过去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摄影予以我们一种比其它艺术媒介更直接地观看过去的方式，而对于追溯历史，人们总是十分热衷。我创作这些影像在风格上参考了早期的摄影档案和法医摄影。在分析考古影像或者犯罪现场照片时，我们看到的是井井有条的、空荡荡的场景，而事件早已是过去时。这些影像最吸引我之处在于，主要的行动完全被排除在照片之外，我们面前的只有散乱的线索，必须自己去完成拼图，试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平行编年史》正是在思考这样一些概念：神秘的古代手工艺品、被遗弃的场景、伪造、编年史的脆弱性，以及完整地重诉过往是不可能实现的。 

城市画报：你是何时开始意识到历史并不完全像有的教科书里写的那样？

Giulia Parlato：我觉得并没有一个特定的醍醐灌顶式的时刻，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慢慢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最初接触到历史是通过我的奶奶，她给我讲了二战期间的故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能够从她这里听到鲜活的历史故事，而不是后来上学时枯燥的课本。通常来说，当你开始上学，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就会学到不同的历史。在创作这一作品时，我研究了伪造文物的话题，尤其是那些曾经被各大博物馆机构当作真品买下的伪文物。当你读到这些故事，就会思考很多问题，之后我也想自己来“造假”：炮制一系列摄影档案证据。 

城市画报：那么有没有哪一段历史让你特别怀疑？

Giulia Parlato：我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是怀疑，让我感兴趣的是学习和理解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和符号学家等的工作，我喜欢去听听不同行业的专家怎样谈论和解释过去。同时，历史记录中也有很多不准确、黑洞、造假和被遗忘的事件。这些失落的部分是我创作的焦点，比如我有一张照片拍摄于巴勒莫布泰拉城堡（Butera’s Palace）的图书馆，当人们在修复这一图书馆时，在木架子后面发现了许多古卷，它们很可能原本被放在书架顶上，不知何时滑落到后面。我拍这张照片时就想到了那些被遗忘的历史。

城市画报：在其项目阐述中你提到，《平行编年史》的灵感来自你在伦敦瓦尔堡研究所看到的伪文物档案，你为什么会去查看那些档案？

Giulia Parlato：我在本科学习时就读了很多关于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书籍，最初我去瓦尔堡研究所是想看看那儿的图书馆，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里的书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而是按照一种自由关联的逻辑，瓦尔堡本人称之为“老邻居法则”，如果要去找某本特定的书，你很可能找不到，但在过程中你一定会发现意料之外的宝藏。
我对于瓦尔堡生前最后的作品《记忆女神》（Bilderatlas Mnemosyne）十分着迷，因此多次去探索他的摄影档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伪文物的部分。当我读到那些相关的剪报文章，

城市画报：除了拍摄不同博物馆仓库中的伪文物，为什么你认为还有必要自己制造仿古手工艺品？

Giulia Parlato：我想要自己制造伪古代手工艺品，是因为希望在更多不同层面上探索伪造历史的可能性。另外，每当进行一个摄影项目时，我都会列一个拍摄清单，通常我对想要怎样的影像有着十分清晰的概念，有时候自己去制作我想要的那种东西比去寻找符合想象的物品要简单许多。 

城市画报：许多评论文章提到你在项目中加入动物的照片的重要性，对你自己来说，这些动物的照片意味着什么？

Giulia Parlato：动物的照片代表了生命被转化为物质文化的过程，生与死的循环。我选择了地中海沿岸的动物，比如蜥蜴和猎鹰，以加强地域感，同时也关注历史上这些动物被赋予的寓言式象征。比如，在西方的图腾系统中，鹰代表了远见和知识；从释梦的角度说，它又被认为是神的使者，带来的是变化和转换。而在我的照片中，猎鹰（标本）正飞向织物做的背景，我想用这一图像来象征人与过去的关系：那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的地方，因为我们无法真正进入那里。

城市画报：你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都是摄影，那么摄影这个学科最吸引你的是哪些方面？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你对于摄影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Giulia Parlato：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对我来说，在本科阶段我对于摄影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主要是进行各种实验，在技术和观念层面进行不同的尝试。而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就开始深入地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这非常关键。我对于摄影的理解确实有变化，现在也在继续改变，这很难用语言描述，我觉得在这一媒介中，还有许多可以去探索的方面。不过，有一个方面应该不会有什么改变，那就是我对于执导场景进行拍摄的兴趣。

城市画报：在《平行编年史》的展览现场，每张照片边上并没有许多文字去解释它，为什么你觉得这里不需要文本呢？

Giulia Parlato：我最初在展览时会将照片印得比较大并装在框中，照片与照片之间有大量不均匀的留白，就像是文字都遗失之后空白的书页。我的整个项目是关于对确切历史事实的追寻，但这些事实并不存在。不过近期我也在扩展这一项目，尝试用某种方式融入文本。

城市画报：《平行编年史》项目的展览和接受情况如何？有没有收到有所启发的观众反馈？

Giulia Parlato：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在不同的国家展出过，我觉得让不同的人看到很重要，我也希望能够听到不同的观点。我有一位视频艺术家朋友在看了我的展览之后，决定跟我进行合作，后来我们一同拍摄了视频作品“发掘” （The Discovery），现在这一作品也纳入到《平行编年史》之中了。 

城市画报：摄影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纪实的档案，你是何时开始意识到这一媒介有着记录证据以外的力量？你对于照片和真实之间的关系又怎么看？

Giulia Parlato：我从小就对某些照片格外感兴趣，那些最让我着迷的照片，恰恰并不是为了记录证据的目的拍摄的。现在更吸引我的是我们怎样去阅读档案照片，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是1977年拉里·萨尔坦（Larry Sultan）与迈克·曼德尔（Mike Mandel）合作的《证据》（Evidence），其中所使用的都是来自科学、政府和其他工业领域的档案照片，这是史上第一个展现照片排序可以产生新的、意料之外的叙事的观念作品。即便是在所谓纪实摄影的领域中，也有很多处理“真相”的方式，而首先你需要决定的是自己想要确立哪一个真相，因为真相并非只有一个；然后，你需要去分析照片中描绘了什么。历史上，摄影总被认为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但从19世纪60年代往后，就已经开始有操控照片的手段，来“记录”那些没有实体的事物，比如逝者的鬼魂、魔幻生物和小精灵。所谓的假照片从来就存在，只是现在我们更熟悉被篡改的影像，这是无法逃离的事实，我们就生活在后真相的时代中。 

城市画报：有什么未发生但你却期待发生的人类事件或者人间细节？

Giulia Parlato：我希望英国脱欧从未发生！